Bole新闻专讯：远东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梅尔·圣玛丽亚，近日公开反驳了“依据反洗钱法和数据隐私法，追究国会司法委员会责任”的相关企图，他明确表示，该委员会在针对副总统萨拉·杜特尔特的弹劾程序中，不过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而已，没什么可指摘的。

周一的时候，圣玛丽亚就杜特尔特的丈夫马纳塞斯·卡皮奥律师，对司法委员会成员提起的刑事诉讼，列出了10条理由，直言这起诉讼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，说白了就是“找错了方向”。

他首先强调，没有任何法律能凌驾于宪法之上。一旦两者出现冲突，宪法必然优先，与之相悖的法律也只能让步。“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，宪法就是最高准则，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包括反洗钱法和数据隐私法在内的所有法律，都得围绕它来制定、执行。”圣玛丽亚在脸书帖子中这样写道，语气里满是坚定。

要知道，宪法赋予了众议院发起所有弹劾案件的专属权力。圣玛丽亚着重指出，弹劾程序本身就是宪法特有的产物，专门用来追究国家最高公职人员的责任，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“国家主权的命令”，容不得半点干涉。

他还提到，即便最高法院此前驳回了针对杜特尔特的第一次弹劾申请，也依然认可弹劾程序是“具有政治属性的宪法和法律程序”，其核心目的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最高官员不当行为的侵害——这一点，其实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
“要是说一部成文法，就能阻碍弹劾这种核心宪法职能的行使，那无异于把法律的层级关系搞颠倒了，完全说不通。”圣玛丽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。

既然众议院拥有发起弹劾案件的专属权力，圣玛丽亚表示，它自然也有权决定在弹劾程序中，如何维护问责机制——其中就包括发出传票的权力，这都是合情合理的。

“当司法委员会发出传票，要求调取反洗钱委员会的相关记录时，它可不是在以一个普通法定机构的身份行事，而是在履行国家主权赋予的职责，这在宪法中有着明确的依据，容不得质疑。”他进一步强调道。

这位前法学院院长还认为，宪法层面的必要性，理应优先于普通法律中的任何不合规之处或技术性违规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目的是维护更高层面的宪法价值，那些轻微的程序违规，或许就不算什么，相当于“被纠正”了。

不管在提交给司法委员会的数据处理过程中，有没有出现一些小失误，“公职是公众信任”这一原则，都应该放在首位——这也是圣玛丽亚一直强调的核心观点之一。

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，圣玛丽亚还引用了“埃斯特拉达诉埃斯克里托尔案”的判决结果：在那起案件中，最高法院认可，宪法赋予的权利（当时是宗教信仰权）可以优先于成文法，从而保护个人免受行政和刑事责任的追究。

“既然宪法能为一名法庭翻译的个人良知开辟例外，那在弹劾听证会上，为了国家的集体良知，难道不该给予更多例外吗？”他反问，语气里满是反问的力量。

圣玛丽亚补充道：“如果一项行为——无论是泄露银行数据，还是违反隐私协议——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完整、防止在弹劾听证的宪法依据下出现有罪不罚的情况，那么即便存在成文法层面的违规，这种违规也会自行消失。”

基于这些理由，他认为，司法委员会成员在弹劾程序中，只要是出于善意、履行宪法和国家主权赋予的职责，就应该免受普通刑事和民事法院的追究。

“就算最终认定，他们对反洗钱法与银行保密法等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的解读存在错误，在履行宪法赋予的主权职责过程中出现的无心之失，也不构成犯罪。”圣玛丽亚补充道，打消了不少人对“履职失误担责”的顾虑。

他还进一步警告，如果立法者仅仅因为履行职责，就不断面临刑事诉讼的威胁，那么他们调查腐败的积极性恐怕会受到严重打击；要是成文法的技术性细节凌驾于宪法授权之上，弹劾权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说到底，圣玛丽亚着重强调，反洗钱法的制定初衷是打击洗钱犯罪，而绝非成为政府官员在弹劾程序中逃避调查的“法律保护伞”。

“反洗钱法是用来抓罪犯的，从来就不是那些被宪法追究责任的人的‘挡箭牌’。我们的法律层级、公职人员的问责制，都是至高无上的价值，任何成文法都不能削弱它。”他的这番话，可谓直击要害。

据悉，在4月22日的弹劾听证会上，反洗钱委员会曾透露，自2006年以来，杜特尔特及其丈夫的银行账户，因涉及67.7亿比索的相关可疑交易而被标记，净流入金额达28.8亿比索。

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数字，在副总统的资产、负债和净资产声明中，却完全没有体现——她在2024年申报的净资产，仅为8850万比索。

单就这一点来看，司法委员会的不少成员都认为，目前已有足够理由，认定“不明财富”的指控存在合理依据，后续或许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查动作。